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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诗的由来及回顾——答密斯诗友

发布时间: 2016-04-06  查看次数: 226    
   

公元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,中国人的儿子,出生于中国广东省南海之滨的孙中山先生,历经一次次異于寻常的艰难险阻。以超人的魄力与毅力,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,建立了中国五千多年来,第一个以人民的名义,作为立国根本的国家——中华民国。民国的建立,庄严地宣布封建帝制在世界东方的一个,国土面积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封建帝制的终结。中国,以崭新的面孔,崭新的姿态,开启新的纪元并融入世界之林,实现了汉民族志士二百多年来前仆后继,抛头颅,洒热血,从异族统治者手里夺回生存权和尊严的梦想。在这种空前壮举的强力影响下,与中国毗邻的俄罗斯帝国,一位破落贵族之子列宁,有样学样,历经八年的反复奋斗,终于在一九一九年十月,推翻了俄国沙皇的政权,同样终结了俄国的帝制。作为中国人,应该记住的是,孙中山先生建立的中华民国,与列宁建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,虽然都是在十月,但时间差竟达八年之久。中华民国是一九一一年十月建立的,而苏联则是一九一九年才建立的,中华民国的建立比苏联的建立整整提前八年。因此,绝对不是中国的孙中山学习苏联的列宁,恰恰相反,是俄国的列宁学习了中国孙中山的革命经验,依样画葫芦,建立了苏联。这是近代史上铁的事实,是任何谎言都改变不了的。


旧朝代的灭亡,新国家的诞生,是一件天大的事。新政权的巩固、运转与发展,都绝对不是简单容易的事。新生政权的领导者及精英分子,不仅必须抚平整个国家民族的新旧创伤,解决一切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,排除故障隔阂,在调动全国全民的一切积极因素,共同巩固革命成果的同时,还必须同时正确解决国际,国内及一切里里外外的矛盾与挑战。在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,也就是新政权的大小精英们竭精尽智,累得焦头烂额,忙得不也乐乎之时,对一些政治野心家来说,是千载一逢的天赐良机;或浑水摸鱼,趁火打劫,或割据称雄,或山头云立,或你攻我伐,争城畧地,或各怀鬼胎,明争暗斗,个个口蜜腹剑,人人师出有名,征战频繁,烽火不断,一战下来,英雄狗熊立判,而被杀、被伤、被残者除了交战双方的兵士及个别将领外,数量最多的,都是一般的老百姓。纵观整个世界各国的历史,从原始野蛮进化到现在的所谓文明社会,每跨前一步,几乎都离不开战争。当然,作为世界大国,中国也不例外。20世纪,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被取代,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开创了新的纪元,给挣扎中的中华民族带来一线曙光,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,传承了五千多年传统美德的中国文人,除了踊跃投身火热的时代洪流外,没有辜负至圣先师孔老夫子的谆谆教导,紧紧跟随社会的步伐,在中国历史的枵角点上,主动担负起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转化重任,不失时机地掀起一场规模壮阔,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,主动走出去,请入来,主动放下旧文化人的臭架子,虚怀若谷,先当学生,后当老师,改旧立新,把原来属于少数人的文化智识,转化为一般人民大众普遍都能掌握的智识,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文化领域的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,逐步实现了国家、民族向现代化的飞跃。八股文被抛弃了,取代它的是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白话文,在不够三十年的时间里,用平民百姓都能看懂的白话文写的小品文(即散文),在九百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上,算得上声名显赫,为神州百姓称颂的作家,便有十八家以上,更为难能可贵,值得大书特书的是,在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诗坛上,海归派的徐志摩先生,把中国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新的文艺体裁——新诗(即白话诗)带到中国来,并身体力行地用自己的心路历程,摒弃旧的格律平仄,用一读即懂的白话文,演绎成大众化的诗歌语言,示范式地出版了属于中华民族,属于中国人除格律诗之外的第一部新诗集——《猛虎集》,该诗,像一颗璀璨夺目,光芒四射的巨星,在东方古国的文坛上闪射出永不陨落,永不熄灭的異彩,它不仅仅是敲门砖,也不仅仅是奠基石,而是一条永远奔流不息,永远不会枯竭干涸的长河,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,千秋万代都将奔涌不息!徐志摩用自己大胆的实践,无可辩驳地成为中国新诗的开山祖,在中国的文学史上,他对新诗的贡献与建树,都是同一时代的所有文人学士望尘莫及,任何人都抹煞,取代不了的,时至现在,在我们这个对诗歌无限尊崇,无限沉醉,痴迷的古国民族,由徐氏引进,奠立,定格的洋为中用的新体裁,新形式的新诗歌,用无与伦比的无限魅力,不可抗拒地征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心,并作为中国诗的另一种表现形式,永远定格在中国的艺坛上,成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成了近代中国文坛上最具活力,最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、推崇的文艺新宠。但,令人扼腕的是,近代中国参与吃螃蟹的新诗人们,大部分都诗运不济,即便是新诗盛行的高潮时期,也没有诞生出一位名至实归的桂冠诗人来。更为遗憾的是,林林总总的新诗作者,历经了十二年的抗日战争和五年的解放内战,每个文化人的人生历程包括心路历程,都足以诞生出惊天地、泣鬼神,大气磅礴,感沁肺腑,摧人肝肠寸断,冠绝古今中外的伟大诗篇来。可是,没有!才华横溢的诗圣或诗怪竟未呱呱坠地。到了公元一九五六年开始,残存的诗翁诗伯们,很多人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都成了殉葬品,不是被开除地球球籍,便是成了牛鬼蛇神或“臭老九”被扫进历史垃圾堆。


在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前提下,寒蝉式的诗人也不见了,一批批被封为大众化的诗人或頭顶工农桂冠的诗人们,理直气壮地冲入诗坛,写了很多见诸人民媒体的动人“华章”,诸如“天上没有玉皇,海上没有龙王,喝令三山五嶽开道,我来了!”,以及很很多多“公社好比长春藤,社员都是藤上瓜,瓜儿连着藤,藤上连万家,革命道路宽又广,社员人人乐开花”,再如“公社有三化,化化展神威,生活集体化,组织军事化,行动战斗化,一切党指挥,人人跟党走,幸福千万家”等等。在当时,除了这些所谓时代最强音的政治口号诗之外,伴随着日以继夜对资产阶级文艺自由化的一场场讨伐批判,中国唯一一本发表诗歌作品的《诗刊》也不得不灰溜溜落下帷幕——停刊。历时近半个世纪的中国新诗人的新诗歌梦也已残存无多或沉沉睡去。


在接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,中国残存的老不死的文化人,当然也包含“诗人”们在内,再一次被脱胎换骨,由于“知识越多越反动”成了当时的主流,“臭老九”们在革命大批判中再次被作为死老虎痛打,人民的监狱或下放劳动,成了“站稳无产阶级立场”、“端正认识”、“改正谬误”的主要场所,一些带着花岗岩头脑的死硬沛们,不得不选择“自绝于人民”了结残生,偶有大难不死的算得上是凤毛麟角,由于没有可抒发的平台,最终也就寿终正寝了。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,除了上面提到的工农出身的诗人们外,不同腔调的新诗作者,谁还敢于逆流而上,纵令有极个别不怕死的亡命作者,也找不到一个平台可以一抒异见。当时中国新诗诗坛的“现代”如何和“发展”轨迹,乃至对今天的影响或传承如何,明眼诸君,不言自喻。


从改革开放的一九八零年开始到现在,神州的政治环境宽松了很多,不幸的是,由于“先富先光荣”深入人心,不论男女老少,个个向钱看,不管做什么事,首先考虑的都是自身的得失或经济效益,中国的文化人都不是圣人,孰能无过?如果不随波逐流,人体的中段不闹革命才怪,诗写得再好,能当饭吃吗?经济效益何在?时至今日,如此这般的问题,不论是残存的老一辈文化人,还是如日中天的新文化人,对于新诗这么一块并非等人开垦的处女地,实际上是一块早就被人开垦得百孔千疮的丢荒地,由于一直困扰中国文化人的因素还没消除,在诗的丢荒地上踽踽独行的新诗迷们,不得不面临多种多样的选择,较常见的下面几种:(一)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,随波逐流,人云亦云,八面玲珑,见风使舵,一切为金钱而奋斗,当一名时代的吹鼓手,作一名货真价实的只唱赞歌的好好先生,能风光多久便风光多久,既姓马又姓赵,朦朦胧胧,昏昏噩噩,不求甚解,解也无益,选择的题材都与利字沾亲带故,镇日里眉开眼笑,吹喇叭,打哈哈,好话连篇,牛皮不破,力争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左右逢源的好好先生。(二)标榜品格高洁、诗歌至上,开口不离莎士比亚、雪莱、拜伦、歌德、席勒,语不惊人死不休。力求妙语如珠,意境深邃高妙,艺术至上,大有“吟安一个字,然断数茎须”的老气横秋气概,给人一种外表嫉恶如仇,眼里容不得半点纤尘的正人君子形象;假借表现真我之名,硬是把自己禁锢在“尽善尽美的象牙塔里”,不趋炎附势,不脅肩溜须,不吹牛拍马,不低贱庸俗,追求的是真、善、美,拒绝的是假、丑、恶,不随波逐流,喜探新立异,目蕴精光,胸藏锦绣,与缪斯结盟,尊维纳斯为老大,大有眼空无物,玩转地球之意。这么一种自认为是阳春白雪,孤傲兀立,志大才大之辈,人数不多,但由于不趋大流,所以和之者寡,除了孤芳自赏之外,终日苦于没一个理想的、自由的展示平台,可以一抒胸臆。因此,纵令真的才高八斗,学富五车,玉树临风,舌灿金莲,未来如何不敢说,但眼下也难成气候。


上述现象,虽非仅为个例,也不足以代表全部,但基本上,可以说是中国现阶段诗坛上,若干种常态中的常例,这样的常态常例,在中国未来的时光长河里,究竟还能维持多久?这很难说,至于中国新诗未来的变化如何,高潮有没有可能出现,什么时候出现,中国新诗未来的发展方向、发展趋势等等,都是大问题,相信这样的问题,除了旅居国外的诗友们慧眼独具,敢于直言不讳作出预测外,像我这样的门外汉,若轻易致喙,只能是自讨没趣,授人太阿而已。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莽夫子2016.2.20




本文作者:陈汉清,男,1940年1月1日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市岗虎山村。十七岁开始从事古文翻译整理及创作,曾任中国科学院研究院高科技研究所广东分所药所副主任、主任医师(研究员)职务,先后两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,汕头电视台采访达十数次之多,系中国科学联合会、广东省作家协会、深圳市文学艺术联合会、汕头作家协会会员。从事文学创作达60年之久,文章频见《地球》、《大自然》等刊物,文艺主要探究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领域,旁及社会科学,是南国冰臼发现者,主要著作除文艺作品外,社会科普类也属作者喜欢涉猎领域,著有文艺类、科普类书籍共十余部。

笔名莽夫、莽夫子、大夫、兰馨阁主人等;著名《旧体诗之我见——国韵及潮韵管窥》《新诗的回顾》《中外历史故事诗》《医海夜航》《宝玉石之旅》《昆虫拾趣》《南国禽鸟》。

2016年3月,被国际作家协会中国分会广东省联络员苏汉光先生发现,被破格推荐入会;现为国际作家协会会员。